原创 季曦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文 | 季曦
一、民营企业的绿色转型悖论
中国践行“双碳”战略、推进绿色发展，本质上是经济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在这场深刻变革中，民营企业作为市场体系中最具创新活力的市场主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碳中和目标实现中承担着双重战略使命：既是技术突破的核心载体，亦是低碳转型的实践先锋。作为技术创新策源地与绿色实践前沿阵地，民营企业凭借与生俱来的市场敏感度、机制灵活性与创新内生动力，已然成为驱动绿色转型的关键力量。
作为贡献全国60%以上GDP、80%以上城镇就业的核心市场主体，其转型效能深刻影响着中国绿色发展的质量与速度。然而，这一市场主体在深度参与转型进程中，仍面临着外部制度供给与内部治理体系的双向结构性障碍。当前存在的创新活力与制度约束之间的张力，深刻折射出中国绿色转型的深层矛盾——占据经济总量六成的民营企业，在承担转型主力军角色的同时，往往成为制度性壁垒的实质承受者。破解这一发展悖论，对实现中国绿色发展战略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民营企业的绿色潜能
在中国推进“双碳”目标与绿色发展的进程中，民营企业以市场为基、创新为核、全球为域的独特优势，为中国经济绿色升级提供了强劲动力。具体来说，民营企业在推进中国绿色转型方面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核心优势。
（1）市场机制驱动的敏捷创新能力
民营企业凭借市场敏感度与高效的决策机制，形成了“需求捕捉—技术研发—商业转化”的高效闭环。首先，民营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和自主决策权，这使其在绿色转型过程中能够迅速调整战略，积极应对市场变化。面对日益严格的环保法规和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上升，许多民营企业凭借灵活的机制，在绿色技术研发、环保产品生产以及可持续供应链管理方面迅速布局。例如，部分新能源企业、环保科技公司通过自主创新，在储能技术、碳捕集利用等前沿领域取得突破，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其次，在市场机制驱动下，中国民营企业在科技研发和产业升级方面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已成为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2022年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80%的清洁技术专利授权量。此外，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市场化运作，也展现出非凡的商业模式重构能力。民营企业能够迅速把握绿色金融、碳交易市场等新兴产业带来的机遇。民营企业在绿色供应链管理方面也展现出高度的市场敏感性，并能通过协同创新促进整个产业链的低碳化发展。部分龙头企业，如阿里巴巴、京东等互联网企业甚至发挥产业链整合能力，带动中小企业共同迈向绿色发展。
（2）国际规则接轨的先行优势
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因其市场导向的经营机制、灵活的创新模式和全球化战略布局，具备更强的国际规则接轨能力，中国民企正从标准接受者转变为标准制定者。首先，民营企业凭借自主创新能力，在多个高科技领域突破关键技术壁垒，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从而塑造行业规则。例如，比亚迪刀片电池通过UL 2580认证，成为首个获美国安全认证的中国动力电池技术，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其次，民营企业也展现出特别的国际规则的重塑能力。比如，在供应链主导权方面，中国民营企业在新能源、半导体、智能制造等领域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形成产业链供应主导优势。在专利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华为、比亚迪等企业在全球布局专利池，通过大量专利授权和诉讼案例推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此外，民营企业凭借市场化机制和快速应变能力，在ESG规则塑造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部分头部民营企业积极引入ESG投资机制，使中国企业在全球可持续投资领域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例如，宁德时代发行绿色债券，引导全球新能源投资向中国市场倾斜。
（3）自下而上创新的灵活性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民营企业以其灵活的市场机制、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快速响应能力，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创新模式。相较于国有企业的自上而下规划式创新，民营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拥有更多实验机会，能够通过不断试错、市场反馈和动态调整，推动技术突破、商业模式升级和产业变革。首先，民营企业试错成本低。民营企业通常规模较小，运营决策更加灵活，因此可以在市场中不断进行创新尝试，即便某些尝试失败，也不会对整体业务造成致命打击。其次，民营迭代迅速。民营企业的创新往往从局部市场切入，进行小规模实验后，迅速调整优化，最终找到最优解。例如，拼多多最初在低线市场试验社交电商模式，成功后迅速扩展至全国，并逐步完善供应链，提高竞争力。
三、民营企业绿色转型的困局
民营企业绿色转型既受困于“制度性约束”，同时也有自身的“能力性短板”，具体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3.1 制度性障碍
民营企业在绿色转型中面临多重制度性障碍，集中体现于政策体系、执行机制、市场激励、地方治理和技术创新五大层面，这些障碍相互叠加，推高了企业转型的制度性成本与风险。
（1）政策体系双标化与碎片化
绿色金融工具（如绿色信贷、债券）设置高门槛，中小民企因抵押物不足、信用评级低难以获资，而国企及大型企业占据政策红利。绿色技术研发补贴分配向国企倾斜，民企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同时，绿色产品认证与碳排放核算标准尚未全国统一，跨区域运营需重复认证，催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2）执行机制强约束与弱激励失衡
现行监管以罚款、限产等惩罚性手段为主，但对减排企业的税收减免、市场准入等激励不足。碳减排量未纳入银行授信评估体系，企业绿色投入难获回报。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仅覆盖上市公司及重点排污单位，中小民企绿色表现无法被市场识别，导致低碳产品因成本上升丧失竞争力。此外，碳排放数据核算标准不一，企业自报数据公信力低，制约绿色融资与供应链合作。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突出，部分地区环保督察采取“运动式整治”，强制关停而非引导技改，加剧企业短期合规压力与长期政策不确定性。
（3）市场激励与金融支持缺位
碳市场覆盖行业有限，碳价长期低于减排成本，难以约束高耗能企业；绿色消费市场成熟度低，消费者溢价支付意愿弱，削弱民企转型动力。金融市场存在“所有制歧视”，2023年国企绿色债券平均利率3.9%，而民企达5.6%，利差导致项目收益率相差2.3个百分点，直接抑制民企投资意愿。绿色金融资源向国企集中，形成“融资—成本—收益”恶性循环。
（4）地方治理扭曲与保护主义
地方政府在GDP考核压力下，对高污染企业环保监管“选择性放水”，甚至默许数据造假；部分区域环保指标“层层加码”，迫使民企“表面整改”。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干扰市场公平，政府采购优先本地国企产品，即便其环保标准低于外来民企。为保就业与税收，地方政府延缓淘汰僵尸企业，挤占绿色民企市场空间。典型案例：某省限制民营新能源电站并网，导致分布式光伏项目闲置率超30%。
（5）技术创新制度缺陷
国家重大绿色科技项目（如碳中和关键技术）由国企主导，民企难以参与核心研发。高校院所技术转化机制僵化，民企获取专利渠道受限。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民企节能技术易被模仿且维权成本高昂，抑制创新投入。绿色技术认证周期过长（如CCUS技术认证需2~3年），导致企业错失市场窗口期。
3.2企业自身的短板
民营企业绿色转型面临多维内生性障碍，需突破技术、管理、人才等结构性短板，重构可持续发展路径。
首先，技术与资金瓶颈凸显。传统行业民营企业（如钢铁、化工）受技术路径锁定效应制约，绿色技术改造需大规模资金投入且回报周期长，显著削弱转型动力。中小企业则因自主绿色技术研发能力缺失，长期依赖外部技术引进，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难以构建核心竞争力。
其次，管理理念与战略短视问题突出。部分民营企业仍将环保投入视为“成本负担”，仅以合规为转型底线，缺乏主动布局绿色发展的战略意识。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僵化问题尤为显著，管理层对绿色转型的长期价值认知不足，叠加短期业绩压力，普遍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推动创新突破。
此外，人才与数据能力短板形成关键制约。绿色技术研发、碳资产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导致企业难以制定系统化转型方案。碳排放监测技术落后与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缺失，则使企业难以满足国内外日趋严格的监管要求，进一步迟滞绿色转型进程。
四、政策建议
为破解民营企业绿色转型的制度性困境与能力短板，需构建“外部制度重构+内生动力激活”的双轮驱动体系，推动政策精准赋能、市场价值重构与技术生态协同，为绿色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政策端：构建梯度激励与精准适配的政策体系
首先，要优化制度环境，消除所有制歧视，营造公平竞争氛围。例如，设立民企绿色转型专项融资通道，确保绿色贷款向民企合理倾斜；“碳中和关键技术”专项中，民企牵头课题占比需达到合理水平；推动碳排放核算、绿色产品认证等标准在全国范围内互认。其次，要创新监管方式，建立智能监管与容错试错机制。比如，开发“企业绿色健康码”系统，动态评估企业环境信用状况；推行《绿色转型对赌协议》，稳定企业对环保标准的预期，避免政策反复带来的不确定性。最后，要调整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优化政绩考核和财政分配方式。例如，将“规上民企绿色转型率”纳入地方主官考核，赋予足够权重；设立绿色并购基金，鼓励民企整合高污染“僵尸企业”，推动产业升级。
（2）市场端：激活需求侧牵引与价值链重构
首先，要推动需求侧改革，发挥市场力量，引导绿色消费。例如，消费者购买民企绿色产品可获得一定比例的增值税返还，激励绿色消费；在电力交易中心设立“绿电民企专场”，免征分布式光伏绿证溢价部分的所得税。其次，要优化价值链，促进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协同转型。例如，实施“绿色链主责任制”，鼓励头部企业推动供应链整体减碳；建立绿色技术开源平台，降低中小企业技术改造成本；设立“高耗能-新能源”企业结对机制，通过投资光伏电站等方式优化碳排放配额管理。最后，要创新金融工具，打通绿色溢价市场化转化路径。例如，开发“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将票面利率与企业节能减排表现挂钩，实现金融助推绿色转型；设立“绿色转型保险池”，财政补贴保费，降低颠覆性绿色技术的投资风险。
（3）技术端：构建研发—转化—扩散的创新生态
首先，要改革研发机制，提高民企在科技创新中的地位。例如，在国家实验室推行“企业出题、院所答题”模式，赋予民企更高的知识产权比例；设立亿元级悬赏，鼓励民企突破关键“卡脖子”技术；成立千亿级海外绿色技术并购基金，助力民企获取全球领先技术。其次，要优化技术转化体系，加速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例如，在制造业集群设立开放式中试平台，降低中小企业的试验和产业化成本；培育技术经纪人，帮助企业规避国际专利壁垒；加速绿色技术认证，实施“备案制+后置审查”，缩短审批周期。最后，要发挥数字技术赋能作用，助推工业智能化转型。例如，开发嵌入式AI优化算法，助力高耗能企业优化生产流程，减少碳排放；在化工园区建立数字孪生平台，模拟技改方案，降低试错成本；基于区块链技术建立产品碳足迹溯源系统，确保出口产品符合欧盟CBAM要求；开发“民营企业绿色转型指数（METI）”，按季度发布政策优化方案，推动企业绿色升级。
通过上述改革，引导民营企业从“成本中心”到“价值引擎”的跃迁，充分激发民营企业的绿色发展潜能，助力我国绿色发展。
作者简介
季曦
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数字经济与区块链工程实验室主任。研究方向为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宏观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治理等。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40余篇SSCI/SCI检索，30余篇发表在Q1刊物。在《人民日报》发表2篇文章。出版专著1部，译著1部，参编6部。入选斯坦福大学全球2%顶尖科学家榜单。主持国家社科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子课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等多项纵向课题。成果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市哲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担任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理事和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理论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首届Bina Agarwal Prize for Young Scholars in Ecological Economics的国际评委。担任Ecological Economics (SSCI)期刊Editor，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SSCI)、Economia Politica（SSCI）期刊的Associate Editor 以及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Environments（SCI）、Social Sciences、《生态经济》等期刊编委。
供稿：科研与博士后办公室
美编：初夏
原标题：《北大经院两会笔谈 | 季曦：以“政策-市场-技术”三维赋能体系激发民营企业绿色转型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