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宗金鉴·痘疹心法要诀》书影

关于小说医学知识层累问题，刘勇强提出，“知识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成果，不仅包括庞大的知识体系，也包括悠久的知识传统，它通过各种方式记录与传播……由于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类型及作者的知识修养与艺术追求等原因，知识更被有意识地利用，成为小说艺术世界的构成要素”。医学知识在通俗小说中不可避免要经历艺术化重构，在小说文体规约、叙事传统和小说家匠心独运之下，生成了有别于真实医学知识的“伪知识”，即一种服务于小说文本的知识设定。以此为视角，切入小说痘疹叙事话题，可以清晰梳理出一个从痘源信仰、痘症描摹到疗痘之术的痘症疫病民间知识系统，独立于古典医书记载之外，但有着不亚于传统医书的传播力。其经由明清小说文本的刊刻、传播，逐步进入、影响、驯服乃至颠覆传统社会对痘疹疫病的群体记忆，营造了独特的民间痘疹记忆与文化空间。更重要的是，小说作者、阅读者、传播者、接受者在参差交错、复杂多变的社会合力的作用下将民间痘疹知识体系转化为痘疹疫病的民间认知模式，事实上是创造了一条医学知识传播的通俗路径。

前人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痘疹疫情的起因、防治、政治作用及对传统社会日常生活影响等方面，尤其是对种痘技术的源流考辨较为突出。可以发现，研究具有以下特点：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史料考证，较少关注知识传播；在研究文献上，重视宫廷档案史料，较少涉及文学作品；在研究取径上，通常将痘疹疫病作为社会政治军事的影响因素，较少关注作为生命体验的艺术呈现。基于此，本文将从文学叙事与医学传播角度聚焦痘疫，探究明清小说叙述场域中痘疹的心灵史与文化记忆价值。

一、痘源信仰：各方“痘神”与胎内“热毒”

肆虐的痘疹到底源自何方？这在明清时期是一个殊难回答却又引人遐想的话题。痘疹的源头是一个现代医学都较难回答的复杂问题，加之政治、军事、文化、民族等因素掺杂其中，痘源问题就显得更加扑朔迷离。这其中也有文学叙事的参与和擅场。

古代医学典籍中早已有“疫疠”说和“胎毒”说等对痘源的不同认识。前者认为痘疹源于外因，后者则认为发自胎毒。从宋元到明清时代，“胎毒”说都占据主导地位。晚明清初医家王肯堂、张景岳、张璐等人试图调和二说。张璐“痘本胎毒，根于先天，发则由于时气”的看法代表了清初医家的基本看法。另外，清初满洲贵族在入关初期曾将痘疹之源归因于汉人。史学家谈迁笔下的满洲贵族为了“驱疹”制造的民族隔离，给北京地区的汉族人带来了血泪和苦难。类似的还有俞正燮《癸巳类稿》中记载的“查痘章京”，这奇怪的官职也出现在清初。

除了医学解释与政治话语之外，痘源问题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讨论场，那便是民间观念与认知脉络中的痘疹来源。从晚明到清中叶，一系列文学作品中对痘源的描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大众的看法，总的来说可分为两类：种类繁多的“痘神”和胎内的“热毒”。先来看作为痘源的各方“痘神”。

晚明小说《封神演义》中提到武王伐纣兵阻潼关，守将余化龙之子余德用五斗痘毒使西岐几十万人马感染痘疹，只有哪吒和杨戬幸免，后被伏羲氏传授仙丹治好。伏羲氏提醒杨戬：“此疾名为痘疹，乃是传染之病。若少救迟，俱是死症。”余氏父子死后被封为痘神，“掌人间之时症，主生死之修短，秉阴阳之顺逆，立造化之元神，为主痘碧霞元君之神；率领五方痘神，任尔施行”。掌管痘疹的是“痘神”或“五瘟神”。与《封神演义》所述不同，《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所载“五瘟使者”是现世于隋开皇年间的张元伯等五位瘟神，而《铸鼎余闻》则认为掌管痘病的是明代湖北黄冈的柳夫人。清中叶袁枚的笔记小说《续子不语》卷七中讲述了明末尚书钱春幼时患痘的离奇故事，其中提到“忽闻空中大声叱曰：‘谁错行钱尚书痘者？可笞二十，速另降好痘！’”认为小儿患痘，皆是冥冥中有人下痘，而治疗的方法竟然是司命“另降好痘”。

部分小说作品和上述痘源描写有较大差异，将痘源归因于胎毒，即父母交合之时服用助性之药，小儿出生后胎带热毒，易患痘疹，这更接近于古典医学的叙述。明末伏雌教主的《醋葫芦》在讲述种子宜忌之时就曾提及“倘其交媾之时，遇着天清月朗，时日吉利，父母精血和平，水火相济，那十月满足之后，生下男女，自然目秀眉清，聪明标致，痘毒不侵，诸病不染”。反之，则会有缺陷，易染痘毒。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也曾记载其父纪容舒借乩仙之口道出所谓的“种子方”，特意强调胎毒本源自“精血化生，中含欲火”，加上人为的助兴之药，“其蕴毒必加数倍”。因此，他认为生痘“百不一全”惨状的根源在于“不知未生之日，已伏必死之机”。纪昀学识渊博，曾充《四库全书》总纂官，在乾嘉时期是著名的文坛领袖，他转述父亲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时人对胎毒导致痘疹的认知。

以《阅微草堂笔记》这段话为参照来理解《红楼梦》中的胎毒描写，会发现其耐人寻味之处。第七回周瑞家的与宝钗交谈，宝钗透露幼年时癞头和尚曾说她“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幸而先天壮，还不相干；若吃寻常药，是不中用的”。要想治好此症，必须吃和尚的“海上方”。虽然小说并未言明宝钗所患何症，只说“那种病”，宝钗自述的“喘嗽”也与痘疹症状有较大差异，但作为病因的胎内热毒，却早被清代评点家关注，戚序本夹批道：“‘热毒’二字画出富家夫妇，图一时遗害于子女，而可不谨慎？”而甲戌本侧批则曰：“凡心偶炽，是以孽火齐攻。”

▲ 《红楼梦》宝钗

在中医学史上，对“胎毒”认识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宋金元时期，“血秽胎毒”的认识占主流；元明清时期，则以“欲火胎毒”为主。脂砚斋的评点便将宝钗口中的“热毒”与“富家夫妇，图一时遗害于子女”，“凡心偶炽”，“孽火齐攻”等观念联系在一起。小说家如此设置，似乎为这一人物创设了“原罪”。在明清时代的普通知识中，“胎毒”是天花痘疹这类疾病的根源。我们无法证明小说此处“热毒”的笔墨与彼时横行天下的痘疹疫病的确切关系，但痘疹源于“欲火胎毒”应是明清时代较通俗的一种医学知识设定，所以才会被小说家拿来塑造人物和创设情境。

清嘉庆朝《红楼》续书《红楼复梦》同样提到了“痘神”与“痘毒”，但其写法似乎将民间的“痘神”信仰与“胎毒”的医学知识融汇于一炉。小说叙写宝玉后身梦玉投胎的金陵祝府的柏夫人病中神游地狱，遇到甄判为她讲解各司，其中有“痘神衙门”，描写得非常奇妙：“大堂上坐着一位痘神，两旁站立好些鬼判。堂东一个大红桶，毫光闪闪；堂西一个大黑桶，浓烟腥秽。”痘神将红痘都赐予贫儿，而黑痘则“分与那些白胖绣衣婴儿们吃”。细味场景，在阴间人世间难以捉摸的“吉祥天花”与“败症”竟是靠痘神分派的，而且分派的原因竟然是“因财痘两神不睦，彼此相克相忌”。“越是富家，更遭痘伤者多”，这种现象恐怕是基于幸存者偏差的一种错误观察。古人为了将观察到的现象合理化，便想象出“欲火胎毒”一类的说法，因为只有富贵之家才用得起助兴之药，进而道出冥府中痘神与财神不合，反过来照应了“有钱有势买不住子孙之命”的俗语。明清小说关于民间痘源知识的想象如此精妙有趣，显现了医书系统中并不存在而民间可以展开羽翼驰骋翱翔的广阔想象空间。

二、痘症描摹：“见喜”“舌彊”与毁容

痘疹记忆在明清小说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恐怖症状的记忆。痘疹发作的特点是起病急，进展快，症状惨烈，结局难以预料。痘症与其他瘟疫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发痘如粒，民间称为“见喜”。明清小说痘症叙事篇幅较大，描写更为纡徐充盈，也更惊骇可怖。

明末《禅真后史》第六回有较为细致的痘症描摹。小说叙述瞿天民为富户商星之子诊治痘疹，痘症举凡“痘色晦滞无光，兼且鼎连脚细、血虚火盛之症”，“痘发成粒，薄有五分浆意，但是口渴发喘，啼哭不睡”。可以看到，小说没有脱出明代医家医案对痘症的描摹。小说写瞿天民因天热劝说商家将孩子移下楼来，不料孩子被狗所吓，“顷刻间痘疮倒靥，浆水干涸，痰壅发喘”，最后死亡。清初《聊斋志异·放蝶》中太守之子被火驴惊吓，“痘儿惊陷，终夜而死”的故事与之有相似之处，皆通过痘症表现因外部变化使病症不可救的情境。

在清中叶的小说中，《红楼梦》的痘疹描写既以医学知识为基础，又与小说情节紧密融合，非常具有代表性。小说第二十一回写大姐患痘，大夫诊脉说：“替夫人奶奶们道喜，姐儿发热是见喜了，并非别病。”大夫强调“病虽险，却顺，倒还不妨”。在诊疗实践中，传统医学将痘症分为顺症和逆症。医家有“顺症不药而愈,逆症服药无益”的说法。以实例论，清中叶魏之琇在《续名医类案》卷二十七《顺症》中曾记载明代大医万密斋在治疗患痘疹青年的实践中总结了痘疹顺、逆、险的症状，提出“痘无病，不须服药”。不经准确辨证胡乱用药，反而会使病情加重。顺、逆、险等痘疹类型的判断标准到清中叶已为较多医生所接受，这一时期，医书中也广泛使用类似的词汇描述痘疹症状。但比照医书，可以发现其矛盾之处，“顺症”是“头面不肿”，可以“不药而安”，而“险症”则是“头浮肿者”，必须用药方可痊愈，怎可虽“险”却“顺”？小说叙述中的“顺”“险”代表了清中叶士人一般理解意义上的痘疹症状。在民间知识中，由于痘疹症状和后果都太过凶险，医生学会先用“顺症”安慰焦急的家属，再强调病情严重，是“险症”，要抓紧用药治疗，不要希冀“不药而安”。

▲ 痘疹顺逆图示

清中叶《野叟曝言》的成书时间比《红楼梦》略晚。小说家夏敬渠颇通医理，他所描摹的痘症症状自然别具一番特色。在小说第十九回描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怪医方灯下撒衣惊痘出”的故事情节。小姐的痘症是“头面及上半身俱发出微微红点，因复替他解开裙裤，只见小腹腿弯臀足各处俱有点见了”。小姐所患“闷痘”非常危急，在白又李（即主人公文素臣）的“非礼”疗法下得以发痘。这段出痘描写随着夫人烛下的视角推进，由头面及全身，是为又李洗刷冤屈、解开误解的关键描摹，痘出之时便是罪脱之刻。痘症描写完全服务于叙事的需要。

晚清梦花笔馆的《九尾狐》对书生郭绥之出痘描写细致，笔触依然是服务于小说情节走向，强调美少年郭绥之患天花后的丑与臭，这是此前小说所不常见的：“却见皮肤之内，隐约有无数的红点，比着绿豆还大”，“绥之面上的天花尽行发出，斑斑点点，竟无一毫空缝”，“绥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非惟令人害怕，而且有一阵气味，直从帐中透出”。小说对痘症的叙述也紧紧围绕这一点展开。《九尾狐》中明确写到痘症患者身上的恶臭气息，《翁同龢日记》中对同治皇帝患天花的记载可参看。

可以对读的是明清诗文中的痘疹症状。与小说描写不同，诗文中的痘症往往采用白描式手法，作家撷取患儿出痘之时的只言片语或是某个具有特定意味的行为来呈现。这种碎片化的表现手法很好地再现了抒情主体的伤痛记忆。大量叙事留白不仅不会影响读者对患痘者痛苦的感同身受，反而会将瞬间定格为永恒，更真切地突出痘症的惨烈。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京师爆发大规模痘疫。官至大学士的刘纶也因天花罹丧女之痛。他在《第六女细宝圹志》一文中描述了九岁女儿细宝从发病到离世的过程：“女病初困视听，两观先离，口号召家人名殆遍，至弥留，舌彊。”寥寥数语，这个可怜女孩儿的病状便被勾勒出来。罹患痘疹的小细宝，先是视觉和听觉丧失，不停号哭，直到最后舌头僵直，最终痛苦离世。刘纶用白描的手法将细宝离世的痛苦呈现出来，饱含亲情，椎心泣血。

舌头僵硬等异常情况，似乎也是痘疹患儿的常见症状。蒋士铨在《女孙阿宝阿鸾阿宾圹志》中也曾描述小孙女将患痘时的情景：“十一月初七，宝宝身热，半夜舌出左餂不已，左目睒睒上视，随舌动。医云：‘是痘将发也’。”小儿痘疹虽类型很多，病症各异，在长期的实践中医生总结的经验逐渐成为痘疹知识。类似的症状细节，在曹锡宝、敦敏、敦诚、张宜泉等人追忆逝去亲人的诗文中也有展现。

在文学作品中，除了出痘、昏厥、舌彊等症状外，罹患痘疹还可能毁容。痘疹的幸存者或多或少会在身体尤其是面部留下痘疤，成为“麻子”。痘疤无声地揭示了患者的患病经历，给患者带来了终生的病耻感。毁容与夭折一起构成痘症后果的文学叙事图景。

痘疤毁容的描摹主要集中在清代小说中。李汝珍《镜花缘》第五十五回中若花与廉锦枫等人讨论“出痘”，廉锦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送命倒也干净。只怕出花之后，脸上留下许多花样，那才坑死人哩。”爱美之心不止只有女性有，《九尾狐》中描写了美男郭绥之的痘疹体验不是死里逃生的欣慰，而是“懊恼欲死”的痛苦。他遭到嘲笑后对镜自视：“将一个极翩翩的美少年，变成了一个奇丑的大麻子！”从美到丑，一场痘症改变了郭绥之的容貌，也改变了他的生命历程。从此，他“自惭形秽，心灰意懒”，不再去找妓女胡宝玉，而宝玉也嫌弃他丑陋，不再纠缠。这段基于痘症变相的小说描写为郭绥之的故事画上了句号，也为主人公胡宝玉继续勾搭戏子十三旦提供了叙事动力。

相较而言，在明清诗文中，沈复的《浮生六记》是间接提到痘症变相知识的散文佳作。他描写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自己新婚之夜与妻子陈芸的闺房密语：夫妻合卺，“并肩夜膳”，本是温馨无比，却发现妻子不动荤腥，原来这一日是她的斋期。沈复暗中计算陈芸吃斋之日正是自己出痘之时，因而用自己脸上“光鲜无恙”为由，调侃着请陈芸开戒。沈复出痘后奇迹般地没有留下明显的痘印，似乎都仰赖妻子数年如一日的善心吃斋。夫妻二人相濡以沫的深情利用反常识的痘症未变相得以委婉地展现出来。

明清小说与诗文限于文体差异，痘症的叙事重点有很大不同。小说中的痘症往往倾向于为推动情节和塑造人物服务，呈现出细腻生动的特征，叙事路径多样化，而诗文中的痘症描写则为抒情主题服务，多采用白描手法，篇幅与语言偏向简约，当然也不乏摄人心魄的力量。整体上，明清文学编织了一幅古代社会民间知识中细腻可感的痘症场景，远胜于医书医案中服务于医理叙述的片段性描述。那么，应当如何治疗痘疹呢？接下来详细分析明清小说中的疗痘药方、办法与信仰叙述。

三、疗痘之术：民间药方、惊痘方法与祈禳叙事

明清小说在表现痘疹的治疗之法上灵活多样，有的医方反过来进入社会生活，成为医书的组成部分。当然，大多数小说中的疗痘知识是混合了民间信仰的经验之谈，小说家将其写进小说，有备医疗疾之用，也是文学叙事的内在要求。

明清时期，基于痘疹频仍的社会现实，民众总结出如蒲松龄《聊斋志异·放蝶》所载的痘症不能惊吓否则就会“惊陷”致人死命等民间知识。时人对痘症的宜忌有了一定的经验性认识，小说中有了一系列民间药方、惊痘方法以及祈禳叙事。这些民间痘疹知识源自医学典籍，但又与小说叙事紧密联系。

通俗小说《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九回曾记载道士提供以小儿脐带和朱砂祛痘的药方：“将娃娃断下的脐带，用新瓦两片合住，用炭火煅炼存性，减半加入上好明净朱砂，研为细末，用川芎、当归、甘草各一钱，煎为浓汁，将药末陆续调搽乳上，待小儿咽下，以尽为度。大便黄黑极臭稠屎，浑身发出红点，一生不出痘疹，即出亦至轻。”晁夫人依命照做，结果是“发了一身红点，后来小全哥生了三个痘儿”。这显然是民间药方，以今天的医学知识论，缺乏合理性，却代表了明清时代较为普遍的对小儿祛痘强身的想象：脐带是胎儿与母亲的生命联系，朱砂具有“镇心安魂魄”“解惊痫胎毒痘毒”之功效，又是民间宗教常用的驱邪之物，因此在民间痘疹知识中二者合起来可预防痘疹。

民间痘疹知识中的常用药物还有很多，如《红楼梦》第二十一回提到的药物“桑虫猪尾”。按照中医理论，桑虫有驱风之功，猪尾有除毒之效，二者都是古人治疗天花痘疹的常用药物，但二者的使用必须建立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上，尤其是前者。名医张璐《本经逢原》认为：“桑蠹虫……治痘疮毒盛，白陷不能起发者。用以绞汁，和白酒酿服之即起；但皮薄脚散，及泄泻畏食者服之，每致驳裂而成不救，不可不慎。”张璐对桑蠹虫（即桑虫）的认识代表医家的看法。但即使是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如贾府也不可能且没必要准确区分治疗痘疹的药物，毕竟对症下药是医生的职责。前来给大姐儿看病的大夫也说只是让“预备”，真正施治还要等准确辨证之后。

▲ 《本经逢源》书影

除此之外，明清小说中所谓的“稀痘方”也是以古典医学知识作为想象基础。《镜花缘》中提到田凤翾家藏的“稀痘奇方”：“凡小儿无论男女，三岁以内，用川楝子九个；五岁以内，用十一个；十岁以内，用十五个。须择历书除日，煎汤与小儿洗浴，洗过，略以汤内湿布揩之，听其自干。每年洗十次：或于五月、六月、七月，检十个除日煎洗更好：因彼时天暖，可免受凉之患。久久洗之，永不出痘；即出痘，亦不过数粒，随出随愈。”这位用川楝子单方治痘的“稀痘神方”不可小觑，我们可以在清代乾嘉时期名医赵学敏的《串雅》卷四、程鹏程的《急救广生集》卷六所引《汪氏传方》中找到类似记载。因此，它应当是小说家糅合了当时社会广泛流传的带有浓郁民间信仰色彩的稀痘偏方。小说与医典中皆提到洗浴时间需要“择历书除日”，还要选五、六、七月，足以说明这一“神方”的民间性。缺医少药的普通人能够用成本低廉的单方对抗致命的痘疹，其中也许真的存在一定比例的患儿因此减毒稀痘，在令人欣慰之时也有一丝无奈。民间的知识与智慧充实了小说叙事，小说叙事也使痘疹民间知识传播得更加广远。无怪乎清代后期出现堂而皇之将“《镜花缘》方”列入医书的例证，这是医文互动、医文互补绝佳的注脚。

其他五花八门有传奇色彩的痘疹疗法也保留在明清小说中。如果说《红楼梦》中痘疹疗法是清代小说中的普遍疗法，那么夏敬渠的《野叟曝言》“怪医方灯下撒衣惊痘出”则是奇之又奇的疗法。前文简述的白又李治疗任知县长女“闷痘”怪法。据考证，惊痘之法是明代名医秦昌遇、清代名医叶桂、应从周等人的故事中反复出现的叙述模式。

嘉庆《松江府志》、民国《宝应县志》等方志记载了闷痘怪治之法，清代笔记小说《三异笔记》《亦复如是》等更是描写了许多细节。如署名青城子的《亦复如是》卷六“许姓子出痘”条有叶桂对派侄子强抱女子行为的解释：“吾观其耳后及太阳痘纹甚现，故知将出痘。惟满面肝肾之色，其毒必深。恐出痘时毒不能达，故猝然惊之。惊则不待痘发，其毒早已起而离其原所矣。”名医叶桂的这段话与《野叟曝言》中白又李的话何其相似，但白又李的说法似乎在医理的阐发上更胜一筹，他认为“急褫其衣”是因为小姐危在旦夕，用药无效，自己“扯脱”小姐“裙裤”的举动是为了使她“一身气血无不跳荡，周身毛孔无不开张”，可以解除其“迷闷之势”。白又李的惊痘之法与方志、笔记小说所载源于同一种叙事模式：惊吓或激怒女性患者使其闷痘得以透发，从而救命。民间痘疹知识是惊痘叙事的根基，也是产生跌宕起伏叙事效果的核心要素。

与药方和逾越礼制的神奇疗法相比，更令人瞩目的是民间习俗。对清代民众来说，治疗痘疹的习俗远比药方更为熟悉。《红楼梦》中用四个“一面”铺叙贾府给大姐治痘疹所做的准备，另外还有外面款留医生的行动。但最重要的还是凤姐与平儿都跟随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大姐患痘，贾府上下“登时忙将起来”，六个步骤井井有条。蒙古王府本的侧批：“写尽母氏为子之心。”细玩文意，小说中表达的除了王熙凤的干练与爱女情深，也展现了抵御天花的一系列祈禳风俗。

从“打扫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句可以看到，清代时孩子出痘有供奉“痘疹娘娘”的习俗。《阿哥种痘档》载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为皇十五子颙琰种痘之仪式，详细描述了“所供诸圣均与痘疹有关，即正神三尊，中为天仙娘娘，左为癍疹娘娘，右为眼光娘娘。东厢从祀者为痘儿哥哥、药王、城隍，西厢从祀者为痘儿姐姐、药圣和土地”。阿哥种痘时，宫中供奉神灵不止“痘疹娘娘”一位，民间叫法更加五花八门。如《日下新讴》诗云：“当差几痘花苗，家供娘娘十朝。鼓乐深宵送神去，揭疟贺礼馈炉烧。”其诗下注释曰：“小儿出痘，名为当差，家供碧霞元君，于第十三朝四鼓时撤供，送神归庙”，“小孩的母亲则必须是‘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此处的碧霞元君，正是《封神演义》中余化龙的封号。《红楼梦》中贾府供奉的“痘疹娘娘”应该是清代痘神的通称。

另有“传与家人忌煎炒等物”一句。据清初张宸《平圃杂记》记载，顺治皇帝患天花，曾“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灰”，而民间据此“始知上疾为出痘”。由此可知，在清代民间知识范畴中，“忌炒豆”“燃灯”等行为就是为了避痘。关于“忌煎炒”与避痘之关系，张惠认为，“因为煎炒需豆油，而豆谐音痘，故古人忌讳，认为有豆便是不吉，故忌之”。这透露出在没有特效治疗方法的清代，人们对痘疹的无能为力。

再看“打点铺盖衣服与贾琏隔房”一句。“隔房”有几分现代防控传染病隔离的意味，但主要还是因为要在大姐患痘供奉神灵期间，贾琏和王熙凤夫妻须保持距离，避免因亲热亵渎神灵。这一点弥补了现有史料的不足，是《红楼梦》为清代防疫文化记忆增补的难能可贵的一笔。

另外，还要了解“拿大红尺头与丫头亲近人等裁衣”一句。这里表现的可能是满族避痘风俗。晚清帝师翁同龢《日记》载：“圣恭有天花之喜……送天喜，易花衣，以红绢悬于当胸。”同治皇帝罹患天花后群臣换上花衣，胸挂红绢的行为显然是《红楼梦》中用大红尺头给丫鬟们裁衣的翻版，应是取红色辟邪之意。

不能忽视的还有小说中“款留医生”“十二日不放家去”的举动。“十二日”的时间限定在《日下新讴》诗下注中也有提及，所谓“于第十三朝四鼓时撤供”，其实就是认为痘疹病程大约12天。关于痘疹的病程，清中叶名医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中对“愈病有日期论”有专门的论说，他提到痘症“有一定之日期。治之而误，固有迁延生变者。若欲强之有速效，则如揠苗助长，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乃病家医家，皆不知之”。虽然痘症病情各异，轻重不同，不可能全部准时痊愈，但“款留医生十二日”可能已成为民间医学共识。

《红楼梦》中呈现的祛痘知识代表了清中叶普遍的痘疹治疗与祈禳认知。叙述者以这些医学知识为基础，设置了贾琏夫妇隔房这一情节，然后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分别叙述王熙凤忙于为女儿祈福，而贾琏则“独寝了两夜，便十分难熬”，先是“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接着又与“多姑娘儿”偷腥，刻画出贾琏“只离了凤姐便要寻事”的贵族公子纨绔本性。贾琏的种种不堪放置在大姐患痘的背景下，更显得他亲情淡薄，欲心炽盛，丑态毕露。以此为对照，王熙凤的“母氏为子之心”便显得更为纯粹与可贵。小说家通过患痘场景成功塑造了痘疹疫病横行之时贾琏夫妇迥异的应变反应，进而刻画出二人不同的行事方式与性格特质。《红楼梦》堪称古代小说中难得一见的对痘疹疫情中人物行为与心态加以微观扫描的杰作，也代表了明清小说疗痘知识呈现的艺术水准与叙事路径。

综上所述，明清小说痘疹叙事囊括以下内容：一是探寻民间信仰中的痘疹原因，从通俗小说中形形色色的“痘神”到笔记小说中脱胎于医典的胎内“热毒”，既可补医学史之阙，又文学描写在痘疹知识民间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了必要关注；二是明清小说与诗文作品谈及痘疹都难以绕过复杂多变的痘症表现。相较而言，明清诗文痘症为抒情主题服务，而小说痘症紧扣叙事走向，为情节结构与人物塑造创造了条件；三是明清小说对疗痘之术的描写十分有特色，与今天人们掌握的疫病知识不同，具有反常识的认知价值：民间药方、惊痘方法与祈禳叙事体现了民间痘疹知识通过小说文本得以传播，通过作者、阅读者、传播者、接受者生成痘疹民间认知模式，实际上开辟了明清时代传统社会痘疹疫病知识传播的通俗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小说中的痘疹记忆不是对传统社会民众染痘苦难的简单记载，而是对民间信仰与文化中的痘疹知识进行提炼、萃取、夸张与变形等艺术化呈现后的文学结晶。明清小说家，包括进行相关创作的诗文作者，虽然对疫病缺乏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系统认识，与当时的医家相比，祛病知识也缺乏体系性，但他们并非被动采信民间知识与信仰资源，而是主动创设民间痘疹知识，通过叙述奇幻痘疹故事传递民间痘疹经验，构建明清以来逐渐生成的痘疹疫病文化记忆闭环，为读者奉献审美愉悦的同时也带来智识快感，为中华民族共同抗疫文化心理的生成做了思想准备。

进一步说，明清小说痘疹疫病民间认知模式与通俗路径的生成个案促使我们思考：在传统社会，医学与文学在文本、叙事和信仰三个维度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存在共生互动关系。医学与文学的关系应该是“从医学的角度来思考人文学科的问题”，“更是从人文学科的视角来考察医学现象和人体的健康状况”。从医学角度看，明清小说这类文学文本中显然较少能挖掘出对今天仍有实践价值的防疫祛病知识，即有效知识的浓度不高，然而从文学角度观察，小说叙事中对历史上发生的惨烈疫病的艺术呈现能够帮助人类总结疫病发展演进规律，使医学诊疗透出人文的光辉。郭莉萍指出：“通过文学作品的研读和文学理论的学习，理解并体会生命的痛苦与快乐、人性的卑微与崇高、死亡的过程与意义。”通过明清小说痘疹叙事的个案研究可知，应当积极促进明清小说文体民间认知模式与知识传播路径的当代转化，也应该认识到明清小说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的伦理价值亟待深入挖掘。这是今日仍需探究明清小说痘症叙事的理论意义所在。

本文原载于《中医药历史与文化》2023年第三辑

（注释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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